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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世高人
胡宗宪寻找的，不是个把能打的和尚，武林高手打打群架还行，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，也只是废柴一根，只有运筹帷幄的将领，才能为他解决根本问题。
幸运的是，他没费多少功夫，就找到了第一个人选。
在胡宗宪没来之前，俞大猷已孤军奋战了很久。
俞大猷，福建晋江人，弘治十七年（1504）生人，家庭比较贫困。
但他的运气还不错，祖上是世袭百户，虽说不是什么大官，毕竟有口饭吃。父亲死后，他继承了百户爵位，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，俞大猷更进一步，在当年的武会试中一举中第，成为千户，并被分配驻守金门。
俞大猷同志的早年经历就是如此，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，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，实际上，这位仁兄是一位了不得的绝世高人。
本文所用史料众多，且来源庞杂，还包括十几种明清刻本，为了不影响，加上我这人比较懒，故文中未注明史料出处和史籍原文，但此处必须破例，因为下面即将讲述的内容实在过于离奇，如不举出实据，估计难逃忽悠之嫌，故列文如下：
“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，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。僧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，咸出见呈之。视其技，已失古人真诀。明告众僧，皆曰：“愿受指教。”予曰：“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。”
看不明白不要紧，我来解释。
这段话的意思是，我听说河南的少林寺武艺高明，所以专门前去拜访，寺里的和尚十分嚣张地告诉我，他们这里的僧人武艺高强，且人数众多，还拉出了几个表演给我看。
我看过之后，觉得这帮人实在不争气，老祖宗的真传都给丢了，就明白告诉和尚们，你们这套已经不行了，趁早一边凉快去。和尚们十分谦虚地对我说：愿意接受我的指教。而我也十分嚣张地告诉他们：你们还要练很久才行。
郑重声明，这话不是我说的，要找人算帐请诸位去找俞大猷同志，与我无关，因为此文就出自俞大猷同志的自述文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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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虽然不愿帮俞大猷背黑锅，却可以替他证明一点，那就是俞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位功夫了得的绝这事和他没关系，但俞大猷再次挺身而出管了闲事。
他向毛伯温上书，陈述了自己的用兵方案，请求从军。
尚书大人看到了他的上书，十分欣赏，夸奖了他，却不用他。
夸了我，为什么不用我？俞大猷还是不明白。
这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，但俞大猷仍不气馁。
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），机会又来了，俺答进攻山西，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作战人才。俞大猷报了名，这次运气似乎不错，毛尚书看到了他的名字，把他推荐给了宣大总督翟鹏。
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推荐，所谓宣大总督，是明朝边疆的两大最高长官之一（另一个是蓟辽总督），一般都是正部级官员担任，作为兵部尚书的推荐人，俞大猷前途闪闪放光芒。
毕竟是兵部领导的面子，翟鹏亲自接见了俞大猷，随口问了他一些军事问题，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。
翟鹏原以为这人是个关系户，没多大能耐，打算应付一下了事，可是俞大侠却反客为主，侃侃而谈，堂上众人大惊失色。
就在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，一件让他们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，翟总督竟然离开座位，主动走下台来，向俞大猷行礼。
这是绝对的爆炸性新闻，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景象。
翟鹏并不是武将，他是文官，因为按照明代惯例，除个别情况外，只有文官才能担任高级军事长官，即使同样品级，文官的地位也要高于武将。而在许多文进士的眼中，武将都是一群没读过书的大老粗，武进士也不例外。
然而正部级总督翟鹏，向眼前的无名小辈俞大猷行礼了，因为他的才学与执着。
按说事情到了这里，俞大侠应该翻身了，可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，也就发生在这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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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总督向他行礼，虽然总督知道他的才学，但总督还是不用他！
都到了这个份上，为什么就是不用我呢？俞大猷抓破脑袋也不明白（我也是）。
郁闷的日子还是过去了，老上级毛伯温最终提拔了他，先把他派到福建打海盗，这位兄弟二话不说，刚到地方衣服都不换就亲自带兵上阵，干掉对方三百多人，上级看他如此生猛，又派他去广东镇压少数民族叛动。
在广东，俞大猷第一次全方位展现了他的牛人本色。他没有调集大军进攻，却只是带了几个随从，找到了叛军的巢穴，劝告他们归顺朝廷。
当然，空口说白话是没用的，叛军也不是白痴，为加强说服教育的效力，形象展现不投降的后果，俞大侠趁兴当场表演了自己的老本行——剑术，一套剑法耍得虎虎生威，煞有声势，把叛军兄弟糊得一楞一楞，末了还美其名曰：教习击剑。
叛军倒也不是吓大的，他们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精神领袖——一个据说打死过老虎的人，继续顽抗明军。
但俞大侠明显比老虎厉害，他没费多大劲就干掉了这位打虎英雄，最终平定叛乱。
折腾来折腾去，俞大侠终于翻了身，嘉靖三十一年（1542），俞大猷调任宁波参将，不久后又升任苏松副总兵（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员）。
此时，张经已经上任，俞大猷是他的下属。
之后就是以前讲过的那些事，赵文华捣乱，催促张经出战，张经准备不足，不愿出战，一拖再拖。
然而在这一幕的背后，还隐藏着另一个细节：
张经是拒绝出战的，但为了给赵文华面子，他曾命令另一位将领出击倭寇，而这个人正是俞大猷。
出乎意料的是，一向积极肯干、爱管闲事的俞大猷竟然拒绝了，原因很简单：当时倭寇有两万人，他手下只有三百兵，而俞大侠是学过算术的。
俞大侠虽然热血沸腾，却也不想平白无故人间蒸发，张总督这事干得实在不地道，事情也成了连环套，赵文华催张经，张经催俞大猷，俞大猷不干。
俞大侠就这样硬挺着，一直挺到了王江泾大捷。在这次战役中，他不计前嫌，协同张经，大破倭寇，立下战功。
可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不计前嫌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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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他表现过于英勇，赵文华认死了他是张经的人，抢了他的功劳，还找机会整他，贬了他的官。无奈之下，胡宗宪也只能保持沉默。
俞大猷这辈子过得实在不容易，总是遇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，明明被赏识，居然不升官，明明打了胜仗，居然被降职。
不要急，俞大侠，更莫名其妙的事情还在后头。
被贬官的俞大猷不喊冤，也不气馁，王江泾大捷之后不久，他作为苏松巡抚曹邦辅的下属，参加了浒墅战役，再次大破倭寇，按说事情到这里，也算圆满完结了。
可是（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俞大猷的人生中），不久后，闲不住的俞大猷又参加了胡宗宪的追击战（即之前提到的那次），虽然最终战败，但俞大猷在战斗中倾尽全力，表现十分英勇。
其实有时候，十分英勇也不是个好事。
战后，赵文华故伎重演，把责任推给了曹邦辅，曹巡抚气得想撞墙,恨透了赵文华和胡宗宪,但是严老太爷在中央呆着，他也不想去摸老虎屁股，于是一怒之下，瞄准了俞大猷。
曹巡抚在上书中大骂俞大猷，说他纵敌逃窜，之所以会下此黑手，只是因为俞大猷同志在跟随胡宗宪作战中过于英勇，曹邦辅据此认定，俞大侠必定是胡宗宪的人。
这一状告得相当黑，连皇帝都发怒了，暴跳如雷，免去了俞大猷的世袭百户，让他安分守己，否则砍头示众。
计前嫌，就是张经的人，恶整。十分英勇，就是胡宗宪的人，还是恶整。俞大猷彻底郁闷了。
皇帝谕令下来后，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，俞大猷再不会闹腾，也不会再多管闲事了。
然而俞大猷收起了谕令，叫来了自己的副手王崇古，对他下达了一道命令：准备出海，追击倭寇。不久之后，他的舰队在老鹳嘴截获倭寇，并发动总攻，焚毁敌巨舰八艘，杀敌一千余人。
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冒险，并没有人要求俞大猷这样做，而根据以往经验，他打赢了未必有功，打输了却必定有过。对他而言，打这一仗没有好处，只有吃亏。
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，他不怕吃亏。
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自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以来，这位仁兄在官场里吃了无数闷亏，背了无数黑锅，只是因为他的爱管闲事，因为他的忠于职守，因为他报效国家的执着。
俞大猷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，因为执着而伟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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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一直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俞大猷并不孤独，因为有一个人始终在注视着他，这个人就是胡宗宪。
通过几年的观察，胡宗宪了解并理解了这个人，他相信此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理想人选，并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。于是当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），都督刘远因为作战不利被撤职后，胡宗宪通过赵文华的关系，获得了内阁的支持，将俞大猷扶上了浙江总兵官（大致相当于浙江军分区司令员）的宝座。
这是胡宗宪找到的第一个关键人物。
但随着抗倭工作的不断深入，胡宗宪发现，他的精力和智商已经无法适应繁重而复杂的事务，所以绝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，经过实际考察，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，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。
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，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，他虽然逢迎赵文华和严嵩，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个人，而此时的他，更是威风八面，上有严嵩撑腰，下有心腹爪牙，除了福建和浙江外，连南直隶、广东各省都要卖他的面子。
这也就罢了，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，据史料记载，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，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，不怒自威，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比如俞大猷，这位同志是出名的硬骨头，敢于坚持原则，不怕丢饭碗，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，曾有人戏言，就算他死了，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他走。
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，浙江军分区司令员，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，连头都不敢抬，有时还会发抖。
相对而言，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，连个举人都考不中，虽然有名，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。
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，打算请他当幕僚（师爷）。在绍兴一带，当师爷是常事，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，还是可遇不可求的，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，在很多人看来，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
徐渭还是比较直率的，面对总督的使者，他用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快速作出了回答，但他说完之后，使者却一动不动——实在听不懂。
无奈之下，使者请来了翻译，这才了解了徐渭的意思，真可谓是言简意赅——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！谁让你来，你让他来！
面对这位超级牛人，使者也无话可说，只好乖乖回去，哆哆嗦嗦地转达了这位穷秀才的原话。
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一贯狂傲不羁的胡宗宪竟然没有发火，他思索片刻，便对下属说道：我去找他。
骄横的胡总督竟然让步了，让步给一个穷秀才，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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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事实证明，胡总督没有做亏本买卖，和这位穷秀才后来作出的贡献相比，别说是让步，让他磕头他都值了。
自古以来，风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拢的对象，但实际上，这些所谓才子除了吟诗作对、附庸风雅外，并没有任何作用。比如著名的王羲之、王徽之父子，字写得很好，诗文也很不错，但在日常工作中，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。
王羲之就不说了，官做得不小，却几十年如一日领工资，混日子，他的儿子王徽之更离谱，这位仁兄曾在军中当过骑兵参军，多少也算个武官，但整天只是东游西荡，啥事不干，浑似梦游。有一天，有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：
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王徽之同志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，作出了回答：
“我经常看见有人牵着马在我前面走，我可能是管马的。”
在历史中，这种才子兼白痴可谓是数不胜数，而徐渭似乎也应归入此类。
因为徐渭的情况和以上两位十分类似，他身负盛名，且多才多艺，十分擅长书法、绘画、诗文，郑板桥老先生看了他的画，便愿意到他门下当条狗，虽是个人意愿不好推广，倒也充分体现了徐渭的绘画水平。
然而对于大众的厚爱，徐渭兄却十分低调，极其谦虚，从他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：
吾书第一，诗次之，文次之，画又次之。
照这个说法，让后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画技，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（相对而言）的专业，实在是耸人听闻。
万幸的是，徐渭先生并不孤独，因为据我所知，还有一位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人，也有着相同的绘画水平，他就是著名的神笔马良同志。
牛到这个程度，也算是相当可以了，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，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失败，读了二十多年书，连举人都考不中，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，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。
可是胡宗宪依然亲自前去拜访了他，操着一口徽州话，连说带比划，糊弄了半天，终于把人带了回去。
胡宗宪是一个喜欢实干的人，极度讨厌说空话的文人，而他之所以对徐渭如此看重，如获至宝，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直觉判断——除了诗词书画外，这个人还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。
他的判断是正确的。